小c在东京的旧书店觅得熊谷榧的画文集《喜马拉雅的山与人》（精兴社，1980），带回来送给我，并说：“你知道熊谷榧吧？熊谷守一的女儿，登山很厉害。这是签名本！当时书店里还有她其他的书，不过签的是罗马字，就没买。”我开心地道谢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作者签名无论是罗马字还是汉字、日语，都是一样的。以及，签名本固然好，更重要的还是书的内容，这本书一看就是我想读的。
我对签名本的态度可以说是执着的反面，即便见到喜爱的作者，也很少请其签名。另一方面，作为作者，我自己的书送人的时候，通常写个便笺，除非对方要求，向来不在扉页留痕。这样如果将来收到书的人需要清理空间，卖给多抓鱼之类的二手机构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
可能不少作者都有和我一样的经验，为出版社签名。通常有两种操作形式：签扉页，签书。前者是在书下印前，当出版社和作者不在同一个城市，会寄去扉页，让作者签好，再拿到印厂装订。后者则是等书印好，作者到出版社“上班”。签名书总是能卖得比非签名本好一些吧，为了卖书，我对这份工作从不推拒。签扉页或签书是体力活儿，写到后来，愈发简化。有时心想，还好我的笔名只有两个字。
读研毕业前结识的外教樱田老师同样是个对书不执着的人。我的毕业论文写了谷崎润一郎的《细雪》，他曾送给我谷崎的函套精装《钥匙》，初版于1956年，这本是翌年一月的一版五次。栋方志功的版画和装帧让整本书犹如艺术品，版权页贴着著者检印，一枚盖了作者章的小纸片。我请朋友辨认，印文是“老钝所为”。
著者检印始于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，起初是日本文部省为了应对盗版教科书推出的办法，后来迅速在出版界成为流行。出版社提供检印纸请作者盖章，然后交给印厂贴在版权页，这样一来，作者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书印了多少，出版社也能证明书是正版。印多少册盖多少章，劳动量不小，据说有些畅销作者不得不全家动手。著者检印的格式不一，有的附带版权声明字样，可看出合同走的是版税还是一次性买断。昭和三十四年（1959），岩波书店废止这一做法，各家仿效，之后只有若干书籍版权页出现检印。
帮我认章的朋友发来资料，原来，我国出版界在上世纪前几十年也有类似做法，叫作“版权票”。名家的版权票，其印章通常由名手篆刻，值得收藏。
虽说我对签名不那么看重，但也有例外。在东京读博的朋友L送给我武田泰淳的自传《身心快乐》（创树社，1977），夹着一枚小笺，印有“谨呈 著者”，中间写着“代丈夫 武田百合子”。这本书出版时，武田泰淳已过世，由妻子代签。最近几年，我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《日日杂记》《富士日记》，以及武田泰淳的《眩晕的散步》，L当然知道，这本书以及签名对我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。
书是载体，签名是锦上添花，重要的还是读者与书的连接。阅读的过程中，书的内容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体验，塑造记忆，之后成为自身的一部分。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与许多书、许多作家发生连接，但真正重要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位，于是，那几个人的签名，也就有了跨越时空的温度和质感。（默音）
